1、中国种业发展历程：我国种子行业发展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种业处于相对原始状态，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基础十分薄弱，种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种业市场才得以初步建立并发展。我国种业经历了以下时期：

（1）种业起步发展期（1949-1977）：实行“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在全国建立起以县良种场为核心、公社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工作，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加抗病虫害能力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生产用种呈现出“多、乱、杂”的特点，未实现良种的专业化生产。

（2）种业快速发展期（1978-2011年）：初期实行“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的方针，以大规模建设各类原（良）种场和种子繁育生产基地为核心。2000年《种子法》出台后，我国种业进入法制化轨道，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民营企业逐步增多成为市场主体。此后，原农业部把2010年定为种子执法年，确立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地位，明确了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加快行业整顿整合，为我国种业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3）种业现代发展期（2012年至今）：新时期种业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引领现代种业发展，农产品生产量质齐增。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年度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单独列出，提出要“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指引和规范中国种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与时代进一步接轨，出台《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促进现代畜禽种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加大种业扶持力度，加快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推进种企做大做强。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相关部门围绕种质资源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扶持等方面构建了全面的配套政策支持体系，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提出必须把扶持企业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要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业带动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航母型领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加快形成优势种业企业集群。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作物选育水平、良种水平和供应能力显著提升。种业阵型企业集群初具雏形。

中金企信国际咨询公布的《2023-2029年中国种业行业市场研究及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我国种业市场规模：2021年我国种子市值达1,280亿元，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相比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孕育着更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生物育种产品的持续推广，我国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种子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张；同时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不断优化，高端蔬菜种子需求也将快速提升。

1999-2021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行业市值现状分析

数据整理：中金企信国际咨询

3、我国种业市场现状：

（1）玉米、水稻、小麦是我国农作物种子最主要的三大细分板块：2021年，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7.64亿亩，在全国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中占比约70%，比上年增加0.12亿亩，增长0.7%，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2008-2021年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现状分析

数据整理：中金企信国际咨询

玉米、水稻、小麦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2021年，全国玉米、水稻、小麦的用种面积分别为6.50亿亩、4.49亿亩和3.54亿亩，分别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6.25%、25.04%和19.72%。其中，玉米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

2021年中国7种重要农作物种面积比重分析

数据整理：中金企信国际咨询

（2）中国种业市场行业集中度分析：我国种业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种业制度影响，企业数量较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截至2021年，全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纳入农作物种业统计的持有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7,668家，其中经营玉米种子持证企业1,920家，呈现出行业过于分散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行业竞争格局。

2012-2021年中国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种子企业数量分析

数据整理：中金企信国际咨询

2020年，我国前五大种企市场占有率13.80%，较上年提升4.3%。但相较于全球的企业竞争格局来看，我国种子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种业格局分散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到位等。对标国际种业巨头的垄断地位形成于生物育种技术的快速推广期，其核心竞争力主要通过领先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来建立，我国正处于生物育种的推广前期，受益于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健全和竞争环境的持续优化，行业格局有望重塑，具备核心生物育种技术的企业有望获得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而我国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和未来成长潜力最大的市场，能够把握国内市场机遇的企业，有望通过中国市场发掘新的增长点，也有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3）我国种子行业起步较晚，研发实力与全球领先种企相比存在距离：相比于海外市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先进性状种子存在明显的进口依赖性，尤其是具有先进性状的玉米种子、部分高端麦种以及优质蔬菜种子严重依赖进口。

我国种业自主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不足，育种同质化较为严重，派生品种占比较高，原始创新品种不够。我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相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国内育种资源、人才仍集中在科研院所，科研技术向育种成果的转化率较低，研究与商业化分离。我国种业在主流的生物育种领域中尚处于商业化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全球市场的成熟度还有很大差距，但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更快的市场增速。

同时，我国对新性状研发产权的保护力度仍然不足，导致在保护育种原始创新、扩大品种权人的权利范围、延长保护期限、规范农户特权等方面与国际领先种企之间仍存在差距。

（4）我国种质资源丰富，但种质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明显不足：发达国家将“在全球收集遗传资源”作为国家战略，一方面严控核心遗传资源的输出，另一方面注重对国外种质资源的收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搜集了世界多国不同生态条件下的种质资源，成为世界种质资源保存量和保存种类最多的国家，起源于国外的种质资源数量约占美国种质资源库库存的72%。

相比之下，我国虽然种质资源丰富，但以国内资源为主，起源于国外的资源仅占库存的24%，致使种质的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优异且有特色的资源不足，在种业源头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我国精准鉴定的资源比例非常低，在保存的5.2×105份种质资源中，完成精准鉴定的不到1.5×104份，尤其缺乏对资源农艺性状、抗性基因等的精准鉴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种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利用率仅为3.0%-5.0%，有效利用率仅2.5%-3.0%，亟待形成种质资源利用、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4、我国种业发展趋势：

（1）品种审定标准提升，优质种企优势凸显：我国农作物从选育成功到应用推广需要通过品种审定以进入市场，申请审定的品种需要经过品种试验，早期品种试验主要由国家和省两级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实施，但随着育种主体逐渐增加，企业育种能力的上升，申请审定参加品种试验的农作物品种数量呈爆发式增加，国家和省两级试验渠道已难以满足试验需求。自2014年起，原农业部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宽试验渠道，额外增设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特殊品种试验，以扩大试验容量，缩短试验周期。同时，允许自主试验等方式减少排队时间和简化程序。自此，品种审定步入快车道，过审品种数量井喷。但伴随而来的是行业进入低质化竞争，产品同质化情况严重。

审定标准的提升，有利于市场回归品种良性竞争，审定品种的增多将丰富种企的产品矩阵，为种企扩大优势区域、丰富产品线提供强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种企的产品竞争能力。伴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的资格进行限定，审定渠道资源将向龙头企业聚集。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步被挤压。

（2）全球粮食供需关系紧张背景下，粮食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生物育种产业化落地可期：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称，全球约三分之一土壤退化，导致土壤肥力流失、作物营养质量下降。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也为全球粮食供应带来了短期冲击，俄乌冲突升级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统计，在俄乌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冲击之下，当前全球超过20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叠加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供给减少而需求上升，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而粮食进口成本的增加也将加剧粮食风险。

种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着力提高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培育高品质粮食作物新品种是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国内饲料原料供需的缺口扩大、以及病虫害等不利因素均加强了技术渗透、提升生产效率的诉求，生物育种技术，诸如转基因技术等的加速推广已迫在眉睫。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统计，2021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额达到10.1亿美元，但是进口额高达6.8亿美元，出口只有3.3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3.5亿美元。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是带动种业发展的新引擎，是提升种业竞争力的利器。转基因技术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重要一环，对单产的提升可以有效弥补我国耕地面积不足的劣势，降低由于玉米、大豆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高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

（3）科技支撑育种技术不断突破，为我国种业带来可观增量空间：育种技术方面，我国种子育种以常规杂交育种技术为主，对于目前国际种业研发中心的分子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基因组学等主流前沿生物育种技术，我国目前尚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大规模商业化仍需时日，但市场空间巨大。

近年我国政府对生物育种，尤其是转基因技术育种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强。2019年底，我国转基因政策持续出台，在“验证转入基因安全有效”、“验证转基因品种增产增收”、“管理标准明确细化”、“法规保护原始创新”等方面持续推进，为我国转基因种子放开创造良好的技术和制度基础。2022年1月颁布实施《主要农业品种审定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2022年6月，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国家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审定标准，标志着生物育种产业化逐渐被打通。

目前转基因育种技术主要应用于玉米、棉花和大豆等作物，常用的目的基因性状主要有抗虫特性和抗除草剂特性良种。转基因能实现虫害控制、减少农药投入、减少损失、提升品质，转基因作物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益。转基因种子附加值较高，种植收益显著高于普通杂交种，转基因种子销售价格抬升将推动行业扩容。国内棉花转基因已商用多年，大豆以进口为主，玉米成为转基因推广的主要突破口，从当前国内的转基因技术来看，转基因抗虫玉米有望带来约10%的亩产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对于粮食进口的依赖，为我国种业带来可观增量空间。

（4）生物育种将提升我国种业的门槛和集中度，优质种业龙头企业迎布局良机：生物育种商业化将提高我国种子行业门槛，从而提升行业的集中度。国内种子企业主要集中于制种环节，生物育种企业较少。国内大部分种业公司在做小规模的分子辅助育种，大部分基层农科院、科研院所仍以传统育种为主；部分领先“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上市公司现处于育种3.0-4.0时代，其中，分子育种技术已广泛用于水稻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培育。在转基因等生物育种商业化的预期增强的情况下，科研实力行业领先、性状储备丰富、品种实力强劲、渠道布局完善、资金实力雄厚的种企积极向上探索生物育种，将凭借其先发优势在行业中获得更高的市占率。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亦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农业发展目标，我国将持续强调保护种质资源基础、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优质育种企业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在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引导与跨学科技术交叉融合等因素驱动下，中国种业行业集中度将持续提升，市场规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5）农业数字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农业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压力增加、劳动力缺乏与老龄化等痛点，以农业4.0为发展方向的农业数字化升级与转型成为当务之急。农业4.0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高度智能、高度协同、高度精准的农业生态体系，使农业实现更低的生产成本、更合理的资源结构、更高效的流通渠道，同时兼具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2017年至2021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从6.5%上升至9.7%，实现稳步增长，但相较于工业与服务业，仍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202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出台，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实施奠定了政策基础，农业数字化的推进将呈现加速的趋势。“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诸多关键数字技术将走向成熟，农业数字技术的适农性将不断强化，应用手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稳步提升。在农业4.0的发展背景下，未来十年中国农业将重点推进数字化、产业化技术在生产、加工、流动等环节的应用。

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虽然总体上我国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有保障、风险可控，但在一些品种、环节和领域还存在短板，建设先进的数字化种质资源平台是夯实种质资源基础的关键。统一、完善的数字化种子基因资源平台是加速新品种培育的核心。作物基因组数据非常庞大，传统的新品种培育都是通过杂交把不同品种的优良基因组合在一起，为此，育种专家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组配组合，通过人工选择的方式耗时较长。作物种质资源是改良品种的基因来源，也是培育优质高产作物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从战略高度重视作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收集保存工作。

引入数字化基因数据库，结合超级计算机综合基因型、表型和环境等因素建立模型，并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等可帮助育种专家快速找到最佳的组配方式。将作物的基因变成数据存储起来，可以让生物育种更精准、更高效。为解决我国优异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挖掘不够等短板，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建立完备的数字化种质资源、基因资源平台，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将助力良种培育，打赢种业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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